驽蹇[nújiǎn]1.劣马。2.谓能力低劣。3.喻庸劣的才力。

前几日杨绛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我惊奇地看到铺天盖地的悼念新闻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硬被说成是出自杨绛之手。尤其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分明是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里的章节标题，后来因为被某畅销书作家拿来写《杨绛传》而变得妇孺皆知，此时居然成了钱锺书“誉妻癖”下的注册专利。这些假语村言的流传泛滥，又与出版界研究界在某些材料上“不得越雷池一步”形成鲜明的对照。

文 | 张治 编辑 | Agnes

九卷本《杨绛全集》出版以后，我在图书馆里面翻看其中多出来的新内容，印象最深的就是末卷《年谱》中记录 2003 年 3 月间的一大段。《中华读书报》刊载林一安文章，声称将堂吉诃德的瘦马 Rocinante 译作 “驽骍难得” 是他们老师孟复在 1959 年《译文》上的发明。杨绛说：“见到此文，我十分诧愕”。下文又引他人代为查看《译文》原刊，分明译作 “洛稷喃堤”。最后结论是：“尽管林文注明了出处（刊物、时间、页码），看似十分中肯，然而不是事实！”

我非常理解这位当时已九十二岁的老人为何这么在乎这个译名的发明权。小时候捧读杨译《堂吉诃德》，自作主张把这个名字念作 “驾辛难得”，读音不确，但从上下文也看得明白意思：皮包瘦骨，如今希世难得。好的译本引你进入新的文学世界，就如钱锺书写《林纾的翻译》，说自己十一二岁时把上百册的商务版 “林译小说丛书” 看了个遍，“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不是故事情节，什么挑战风车之类的，才能够吸引小孩子——那样的话，随便来个简写本就可以打发了。当年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细致生动的语言，无关结局与下场，却让人觉得好玩不得了。

比如，桑丘做了海岛总督，被医师捉弄得吃不上美食而大发雷霆一节，就值得小朋友边大笑边读下来，医师装正经说的什么“多食伤脾，尤忌竹鸡”，我一直都记得很熟。又比如堂吉诃德把羊群看成是两军对垒，捏造出各路兵马及其统帅，向桑丘娓娓道来，以我的感受，也是杨译本读起来最精彩。

深通译学的行家会说：翻译首先就是母语的较量。汉语修养功夫不到家，大师杰作译得出吗？后来那些外语学院编西班牙语教材和词典的教授们，或多或少是在熟悉杨绛译本基础上再译此书的。纠正再多个别字句语法的误译，也不过如此。另外，注释中提到古代西方医学中的放血疗法，皮肤上沾了水银会浑身发抖，我童年时读到就印象深刻。翻译经典也是学问，我翻检过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里读《堂吉诃德》英译本的内容，他的很多见解已经暗中为杨绛的译本所吸收（参看《蜗耕集》 “钱锺书读《堂吉诃德》” 一文），也就是说，对于《堂吉诃德》一书修辞与思想的研究方面，杨译本也代表着中国学术曾经达到的最高水平。

那些自命更懂西班牙语的翻译家们，我想请问：“诗海” 洛佩·德维加近两千部戏剧，加尔德隆一百九十多部戏剧，翻来翻去怎么就文学史里的那几部呢？还有《塞莱斯蒂娜》，被鼓吹为与《堂吉诃德》齐名，被翻译了四五遍了吧，怎么现在中国老百姓里都没多少人知道它呢？

即便如此，杨绛却说她并不会讲西班牙语，她学西班牙语是为了翻译《堂吉诃德》这部书（后来从原文又重译了《小癞子》）。一位没进过科班的人，把该语种最重要的小说译出来了，还因此被西班牙国王王后接见，后又被授予十字勋章。那些西班牙语教授们怎么想呢？

有人讥嘲杨绛爱把这些荣誉挂在嘴上，可杨译《堂吉诃德》再版这么多次，从未把接见王族的照片或是得到的勋章印在书前面吧。年谱中自记与政要显贵的会面，只是数字带过，大可不必注意。惟有对这专门去学一新语言并花二十年功夫翻译的小说，连一个名字的发明权都要用一页多篇幅来说清楚。说到底，后来的有些学院体制中人，也包括时下喜欢以品第甲乙（甚至捏造掌故来诋毁）文化界、学术界名人而吸引民众注目的大小评论家们，根本无法理解杨绛（以及钱锺书）真正在乎什么。

钱锺书与杨绛

真的读书人，做得到“淡泊名利”毫不稀奇。不过 “淡泊” 并不意味着自己的思想结晶或痕迹任由他人处理。回顾近三十年杨绛出面较真的事件，诸如 “《围城》汇校本”、“《钱锺书评论》第一集”、“《记钱锺书先生》”、“书信手稿拍卖” 等等，她最担虑的是未经钱锺书生前认定的文字重新公诸于世。其实，这些佚文与信札的内容并无不妥之处，甚至还为钱锺书的形象增色不少。

然而，“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杨绛对研究者们自行引用、披露这些材料是极为不满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钱锺书研究领域在他去世后最关键的时期里搜罗整理散佚文献的困难，虽然与此同时，杨绛审订并授权出版的七十二卷《钱锺书手稿集》有所弥补。

我记得程千帆曾向学生说，钱锺书 “太要好” 了，故而《槐聚诗存》删到那么薄薄一册。“与君皆如风烛草露，宜自定诗集，俾免俗本传讹”，这是《诗存》序引述杨绛所言，可我们今天不仅知道《诗存》缺作品多，年代排定也大多有误，令解诗者一时猜不透本事。因此，虽然想只让自己再三择定的作品版本与篇目传世，但传世也需要研究界的深入理解，后者希望可供参考的资料多多益善，便不能满足于听从著作者（以及家属）的限定要求了。

前几日杨绛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我惊奇地看到铺天盖地的悼念新闻中夹杂着数不清的“鸡汤文”，硬被说成是出自杨绛之手。尤其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分明是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里的章节标题，后来因为被某畅销书作家拿来写《杨绛传》而变得妇孺皆知，此时居然成了钱锺书“誉妻癖”下的注册专利。这些假语村言的流传泛滥，与上述的出版界研究界在某些材料上“不得越雷池一步”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甚至会想，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存在着一点因果关系呢？

杨绛显然具有着一种要强、要好、认死理的固执性格，晚年文笔间流露的温和驯顺是她刻意留下的形象。无论自己执笔的《我们仨》，还是他人记述的《谈往事》，能干、机敏、圆熟却又厚道、处处忍气吞声的杨绛总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我依然疑心钱锺书不仅如辛笛所说 uxorious，而更可能 henpecked，他排过古今中西大哲人的 “怕老婆” 名单，自己叨陪末座也是可以的。读者们如不信，可读读吴学昭记的这段话：

杨先生说：“锺书病愈即到南京接受出国培训了。我捱过了十天，就要求回娘家。公婆要小姑子陪我回（因为不可单回门）。小姑子正因公公稀罕我而大发脾气，披散了头发不肯梳辫子。我一路哄，总算编上了辫子才到庙堂巷。妈妈招待了她，还让门房把她送上火车。”

北京生长的大律师千金下嫁给老家乡绅的儿子，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后来虽然琴瑟和鸣，甚而甘为“灶下婢”，但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也是杨绛名气大。年富力强之时，家中事情无论巨细都要掌控，在杨绛笔下的钱锺书， “痴气旺盛”，似永远不能自理生活，倒也是幸亏如此才成就了学问事业。然而等到年过九旬，孤独一人 “打扫战场” 之时，这种强势的性格便成为老人劳心劳神的牵累；可也没准儿正是因为这股子亲力亲为的较真劲头，反而成为她暮年生命里的一个寄托了呢。

杨绛除了翻译《堂吉诃德》、《小癞子》，她从法文翻的《吉尔·布拉斯》是得到傅雷称赞的，虽然她自说法语早就“生小孩儿都忘了”。钱锺书去世后，她又从英译本译出柏拉图讨论死亡与灵魂的对话录《斐多》。六年前，即将迈入百岁之龄的老太太写了一篇文章，仿照其夫婿早年的名篇，题作《魔鬼夜访杨绛》，其中让魔鬼悠悠说了一句：

“到底你不如你那位去世的丈夫聪明”。

回过头去，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围城》作者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遣派了笔下一个小男人絮叨地议论：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是一种灵慧妙悟，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的渣滓……”

本文来自外滩新媒体旗下公众号 "文工团（bund-art）"

- THE END -

长按下图二维码关注"外滩画报（the-bund）"

你可以试试点击下面这张图片↓↓↓